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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趋势及原因探究

发布时间:2018-11-22

  [摘要]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制造业的海外并购无论是成交宗数还是成交金额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海外并购顺应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需求,伴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及全球价值链的调整,中国制造业将迎来了海外并购的新阶段。本文着重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的趋势和原因,在作出展望的同时就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制造业;中国制造2025;海外并购;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8)06-0061-006


  [作者简介]施熠(1997-),女,本科生,研究方向:中企跨国经营与并购、国际贸易决定因素;薛鹏(1981-),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海外并购发展迅速,制造业企业的海外并購尤为突出。我国学者针对制造业海外并购大规模兴起的原因作了一系列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结论和观点包括促使制造业跨国并购的主要动因是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李俊,2009)[1],规避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实现国际化经营战略(廖东声、刘曦,2017)[2]、提升研发能力与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余鹏翼、曾楚宏,2016)[3]等。其中对优化产业链结构的动机研究十分深入,有基于多个案例的技术整合分析(刘先敏、李睿娴、石方志、黄心媛、王晨,2017)[4],也有对并购完成后企业绩效变化的实证分析(刘洁、孙唱、陆星廷、刘争威,2017)[5]。


  总的来看,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已经出现了几个共同的特点,例如并购操作方式多样化,包括一次性并购、借助金融工具完成的并购以及近年来兴起的联合收购等(梁榕灵,2011)[6];民营企业发挥重要力量,日益成为企业海外并购生力军,海外并购的参与主体正呈现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齐头并进的局面(张金杰,2016)[7]。事实上,除了与我国海外并购已经出现的大趋势相同的特点以外,制造业领域的海外并购呈现出另外一些特点。


  伴随着近些年制造业海外并购的蓬勃发展,跨境投资并购在制造业升级和价值链提升上的意义显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此外,纵观中国企业并购的理论文献,对整体发展趋势的研究较为丰富,而鲜有对制造业这一领域的研究。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施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全球创新链升级的背景,可以对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的趋势及原因作出一些新的解读。本文从制造业这一细分产业入手,吸纳了已有相关研究的一些结论,从理论分析和案例讨论的视角,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探究。


  二、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总体情况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心,近年来关于振兴制造业的战略有“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中国制造2025”这一概念于2014年12月被首次提出,主要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十大领域,致力于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为了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得到了积极的推广,其以企业为主体,通过直接投资、技术合作等形式深化我国与相关国家的互利合作。这些计划的提出均体现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跨境投资并购在制造业升级和价值链提升上的作用逐渐体现出来。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显著提升。2013年,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交易额73.2亿美元,在当年海外并购总额中占比13.8%。而在随后的两年里,数字快速扩张为118.8亿美元、占比20.9%和137.2亿美元、占比25.2%。


  2016年制造业领域的中资跨境并购较2015年又有大幅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指出,企业制造业成为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第一大行业。根据晨哨研究部监测的数据,2016年内,制造业领域的中资跨境并购交易共152宗,其中披露金额的共101宗,较2015年近乎翻番;披露总金额约578.35亿美元,比2015年上升约62%[8]。


  与制造业海外并购快速发展所对应的是采矿业海外并购势头下降。据统计,采矿业海外并购交易额由2013年的342.3亿美元下降至2015年的53.2亿美元,同期占海外并购份额也由64.7%下滑至9.8%[9]。铁矿、煤炭、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是这一现象出现的一个原因,究其根本是国内产业的发展变化所致。近年来国内市场对钢铁等传统产业的需求已经日渐饱和,中国经济正逐渐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行业中制造业增长的强劲趋势也正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好证明。


  三、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的趋势


  (一)并购种类:财务并购转向战略并购


  从并购种类来看,近年来中国制造业逐渐由财务并购向战略并购转化。与财务并购关注并购目标公司自身业绩的提高和中短期的财务收益相比,战略并购则集中于长期回报的实现,目标更加多元化。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着眼于产业链整合与产业扩张的战略性并购进一步发展。这其中,有收购同行或竞争者以增强行业竞争力的横向并购,如吉利收购沃尔沃,联想收购IBM PC业务;有收购上下游企业以找到稳定的供应渠道和销售渠道的纵向并购,如富丽达集团成功并购加拿大纽西尔特种纤维素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10];也有进行跨行业并购使企业迅速进入前景良好领域的混合并购,如美的收购“全球四大工业机器人制造商”之一的库卡集团。从大量的案例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希望通过跨国并购尽快实现能产生高附加值战略性资产的积累,战略并购已成为海外并购中的主导类别。


  (二)地区:从欧美发达经济体逐渐向“一带一路”区域转移


  就收购地区而言,曾经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多以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要目标,近年来开始加大对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并购力度,“一带一路”沿线跨境并购项目渐趋增多[11]。据普华永道统计,2017年赴美并购交易金额剧减;欧洲有所减少;相反,亚洲交易金额翻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欧美的下跌。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企业开始纷纷将目光转向“一带一路”,增加对沿线国家制造业的投资,以中国为中枢及纽带,进一步延伸制造业产业链,充分发挥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优势[12]。以医药制造业为例,2017年9月复星集团收购了印度制药公司Gland Pharma 74%的股份。Gland Pharma与复星医药有着很强的战略适配性和互补性,并购之后将成为复星医药一个很好的平台。不仅对复星医药国内的注射剂及生物制药的研发、制造能力进行补充,同时印度未来也是复星医药全球布局中的关键环节,该交易对于复星全球布局亦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设置了一系列贸易壁垒,以2016年被叫停的德国芯片企业爱思强为例,爱思强的技术强项在于MOCVD設备,而世界另一家具备同样技术的大厂是美国的Veeco。出于技术保护的目的,中国的收购要约被美国监管机构以此技术涉及军用否决。诸如此类,中国制造业的海外并购行为受到发达国家严格的管控和干预,这些外在的限制也成为收购地区发生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并购发起方:从原先以大型国有企业占主导,扩大到更多的领先民营制造企业积极参与


  在海外并购的主体上,从原先以大型国有企业占主导,扩大到更多的领先民营制造企业积极参与[13],如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TFT-LCD业务,万向集团收购美国A123系统公司,吉利收购沃尔沃等。就2017年上半年制造业海外并购的情况而言,国企和民企的交易宗数分别为10宗和15宗,披露金额分别为29.34亿美元和36.89亿美元。


  国企具有规模大、资金充裕等优势,与之相比,民企产权较为清晰,资产流动性强,经营机制灵活;海外并购受到的监管限制较少,环境也更加宽松;加之国家政策的扶持,民营企业具备了自身特殊的竞争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国际并购活动中的一股主要力量。


  (四)并购方式:纯现金收购到接受并购方股份进行换股的方式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海外并购方式由曾经单一的纯现金收购向接受并购方股份进行换股的方式(包括纯换股及现金加股票的混合式收购)转变,融资方式趋于多元化。以联想收购IBM为例,总的收购价格为12.5亿美元,联想集团以现金形式支付6.5亿美元,将剩下的6亿美元折合成股票的形式支付,即这笔交易可使IBM获得联想18.9%的股份。这种方式减少了企业对资金的占有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财务风险[14]。


  随着并购经验的增加,我国制造业在海外并购中开始采用多种支付方式并行的方法,可以预见,资产入股、股票互换等更多的金融方法将出现在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中。


  (五)行业转换:由低端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的转变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的海外并购正逐渐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过渡。中国制造业的出口曾主要以小商品和纺织制品为主,据海关总署统计,2000年以来,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比重快速增长并大幅超越纺织制品,到2011年底已占据中国出口总额的47%,体现出中国出口向高增值产品转移的趋势。制造业海外并购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变。近年来中国装备制造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不断增长,占制造业总体并购金额的比重逐渐上升,制造业海外拓展已进入由装备制造业引领的新阶段[15]。


  据统计,2016年我国制造业跨境并购交易总数和金额排名前三位的细分行业分别是半导体芯片领域、机械设备领域以及汽车制造领域(见表1)。半导体芯片领域的并购在交易总数与总披露金额方面位列第一,交易总数达到35宗,较2015年翻番。机械设备领域在交易宗数上排名第二,美的以45亿欧元收购德国国宝级机器人制造商库卡是2016年最大的机械设备领域收购案。2016年制造业跨境并购第三大领域是汽车制造领域(含整车与零部件),披露交易额为92亿美元,典型案例是均胜电子在2016年分别以9.2亿美元与1.8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汽车安全系统公司KSS(百利得)与德国汽车电子公司TS道恩。


  从并购标的所在的细分行业便可窥知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主要方向。不难看出,如今制造业海外并购主要集中于高端制造业领域,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正向着技术和装备靠拢,这同时也反映出当下中国传统制造业企业寻求向高端制造业转型的强烈愿望。


  四、制造业海外并购大规模增长的原因分析


  制造业海外并购大规模增长的原因可以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


  (一)外部原因


  1.欧美经济增长乏力,国外制造企业优势缩小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而近年来欧美经济增长乏力,一些制造企业优势缩小,资产价格低估,面临着因经营不善而难以维系的窘境,此时跨国并购便成为他们借力中国新兴企业、改变发展模式的一个平台。事实上,为了迅速扩大规模、节约收购成本,中国制造业初期的海外并购往往倾向于收购濒临破产或逐渐衰退的企业,在当地扩大生产,满足国内需求。例如,2002年上海电气集团与港资晨光集团以900万美元收购了世界胶印机行业技术领先的日本秋山印刷机械公司(当时已进入破产程序),并改名为秋山国际。通过整合,收购当年扭亏为盈,盈利达到150万美元。上海电气下属光华印机公司引进秋山的技术并成功实现国产化,成功确立了其在国内单张纸胶印机领域的领先地位。


  2.国外企业希望借并购进入中国市场


  通过海外并购快速进入并购国的市场,这也是国外制造企业同意被中国企业收购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吉利收购沃尔沃为例,吉利的成功收购推进了沃尔沃在中国的发展,使其免于艰难的市场开拓阶段。2011年,即吉利收购沃尔沃之后的第一年,就实现了全球产销44.8万辆、同比增长20%的目标,其中中国市场销量超过4.7万辆,同比增长55%,沃尔沃成为中国及全球市场销量增长最快的豪华车品牌。新沃尔沃同样惠及了欧洲市场,为欧洲创造了1800多个就业岗位。2013年沃尔沃中国区新增经销商2家,总经销商网络达到154家。中国市场已成为沃尔沃汽车全球增速最快且最为重要的第二本土市场,也是继美国之后的沃尔沃全球第二大单一市场。


  (二)内部原因


  1.提升品牌价值,拓展全球市场


  迄今为止,全球顶尖品牌榜中少有中国企业的身影。Interbrand发布的2016全球最佳品牌榜100强中,仅有2家(华为和联想)来自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已逐渐认识到品牌的价值与意义,然而通过自身的发展很难在短时间内打造出一个足够知名的品牌,海外并购是中国制造业获取品牌效益、开拓海外市场的有利途径。通过对国外知名制造业企业的收购,借助该成熟品牌在国外已有的影响力及销售渠道,能有效提升市场份额、提高行业影响力,帮助我国企业进行全球化布局,拓展全球市场。


  2.获得战略性资产,重整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中国企业需要从低附加值的经营活动向高附加值的经营活动转移。面对其他国家设置的众多技术壁垒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海外并购逐渐成为中国制造企业获得核心技术、研发设施、人力资本等战略性资产的重要手段。晨哨并购统计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制造业领域海外并购的目的中,以技术升级为目的的就占到62%。


  我国制造业企业长期处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末端,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制造业已经在绝大多数行业的中低端领域占据了国际领先地位。开始更加注重效率和品质的提升。借助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遇,中国制造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在2008年中联重科对意大利CIFA公司的海外收购案例中,中联重科是工程机械行业优势企业,但放眼全球产业链,其主要居于工程机械的装配制造环节,缺乏对核心技术的掌握,核心竞争力不足,附加值较低。通过并购CIFA,公司获得了专利技术、代理商关系和CIFA商标权,研发能力得到提升,产业结构得到升级。


  并购不是制造业升级最根本的方法,而是缩小与国外差距的有效途径。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并购获取一系列战略性资产,从“微笑曲线”的低端向两端移动,向价值链两端拓展,从而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比较优势。


  3.借助协同效应走向共赢


  协同效应,即“1+1>2”的效应,是指并购双方通过相互协作共享业务行为和特定资源,取得更高的赢利能力。协同效应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经营领域、管理领域和财务领域。以大型装备制造业的跨国并购——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为例,在经营领域,并购行为后的4年内,三一重工实现海外销售额从34亿元上升至87亿元,2015年破100亿元。截至2016年,其销售总额近一半来源于海外市场。三一重工与普茨迈斯特借助双方营销网络的共享进行交叉销售,深入彼此的市场,规模经济效益得到加强。在管理领域,完成并购后的三一重工通过学习普茨迈斯特在研发方面的成果减少了自身的研究开发成本;通过引入高新制造方面的技术,减少了制造费用;通过学习管理模式,培养了大批高精尖人才,节省了培训开支。在财务领域,并购之后企业的资金流入量较大,流动比率由2011年的1.17增长至2013年的2.17,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增强,財务风险得到进一步控制。与此同时,实际企业所得税率下降明显,节税效应能力得到提高[17]。由此可见,跨国并购可以有效整合并购双方的资源,实现互补,创造新的价值,达到共赢的目的。


  4.经济环境改善,政府政策支持


  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善为制造业海外并购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民营企业的发展为我国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国内经济和外汇储备的增长为海外并购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人民币的强劲升值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将成熟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与国外的生产条件和优势资源结合起来。《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坚持自主发展、开放合作。2016年美的并购“全球四大工业机器人制造商”之一的库卡集团,便是推动“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深入对接的企业并购行为。


  五、展望及建议


  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将会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水平;随着各大金融机构、并购基金的出现,融资问题将会得到逐步解决;“一带一路”将继续推动制造业海外并购的发展,制造业成功转型指日可待。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增长模式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动力衰减,我们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加入全球价值链,更要在其他领域作出一些尝试和改变。


  (一)借助更多渠道实施跨国并购


  鉴于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尚处于海外并购的探索阶段,实力不足、国际化经验有限,面对可能遇到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借助更多渠道实施海外并购是较为有效的办法,如一些中介机构,包括大型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项目咨询公司等,这些机构组织在并购过程中分别起到了资金帮助、法律顾问、审查认证的作用;也可以是联盟方,即一些其他企业,包括东道国的企业,通过组成跨国并购团队的方式顺利完成并购。借助更多渠道进行海外并购不仅能帮助我国制造业企业获得资金和经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并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及风险。


  (二)做好后期的跨境整合管理工作


  并购的完成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并购的成功,TCL收购汤姆逊等失败案例体现出整合重组的关键性。因此,在并购后如何将两个企业的优势充分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一个高效运作的有机整体是真正值得考虑的问题。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企業在后期的整合管理工作中应当尽力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在产业整合方面,我国制造业企业在选择并购标的时,首先要选择与自身领域关联度较大的企业。整合阶段充分考虑双方的产品特点和技术情况,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进行研发创新,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二,在文化整合方面,采取引进、融合、创新的渐进模式[18]。最初以客国中心论为指导,吸收对方文化的优秀元素,逐渐对双方企业的文化进行融合,再根据兼并后产生的特点积极创新,以“全球中心论”为指导,打造新的企业文化。第三,在人力资源整合方面,制定合理的人才管理制度,争取在留住核心人员的同时吸引更多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优秀人才。


  (三)从加入全球价值链转向嵌入全球创新链


  一直以来,制造业的高端领域、核心产业都被发达国家牢牢地控制着,并且不断通过投资的形式将低端产业向低成本地区单向漂移。现有的国际分工,实质上是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产业链布局[19]。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嵌入全球创新链,就需要制造业企业主动参与新的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一方面,通过并购中高端资产实现产业升级,依托制造业的转型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努力打破传统的产业漂移模式。另一方面,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吸收先进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整合、调配,实现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20]。


  (四)始终坚持自主创新与跨境并购并行


  起步晚、水平低是中国制造业在许多领域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去换取国外高技术产品进口的方式显然不是发展的长久之计。以收购的方式获取国外制造业企业多年的技术积累确实是缩小差距的有效方式,然而在中资大举海外并购的同时,外国政府和机构也开始加强监管措施,进行一系列的干预。除了上文提及的爱思强一案,还有很多因涉及敏感技术而被否决的并购案例。并购之后面临的重组、整合风险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依旧是未来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以吉利汽车为例,完成收购后,吉利集团在沃尔沃轿车总部瑞典哥德堡设立了欧洲研发中心,促进了产品生产的多样化、研发的创新化,为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体现出了收购的真正价值。


  总而言之,海外并购是加速制造业进步的一种方法而非唯一途径。在实施海外并购的同时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坚持自主研发和海外并购“两条腿”走路。借助海外的优质资源及自我的不断探索,加快“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转变,实现产业链核心环节的打造及熟练运用,重振中国制造业,真正由“中国制造”转为“中国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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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于《对外经贸》2018年6期